现实题材奏响创作主旋律—2014年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
中国音乐家协会
报告主持人：韩新安
报告负责人：田晓耕
首席专家：王次炤 居其宏
专家组成员：王安国 金兆钧 李吉提 万丽君 项 阳 杨静茂 李诗原 晨 枫 一 发展概况
青年创作、表演人才的活跃，构成了2014年中国音乐发展的一大亮点。年初伊始，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举办的第三届“新绎杯”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乐作品评奖活动中，王丹红、姜莹、谢鹏、朱琳、杜薇、李博、陈思昂等一批40岁以下的青年作曲家榜上有名。一如活动举办者的初衷，透过这些青年作曲家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作品，中国音乐创作的新锐力量以一个群体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70后”“80后”作曲家已经成为当今音乐创作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民族音乐方面，各专业学会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如2014年7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的“阳光杯”第一届青少年民族乐团艺术节在京举办。活动吸引了全国33个乐团参加，通过音乐会、展演比赛、指挥专家课、器乐专家课、青少年民族管弦乐团发展论坛等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交流学习的艺术之门。由中国音协主办的系列“小金钟”民乐赛事，在普及民乐的同时也发现了不少好的苗子，为日后专业演奏人才的培养储备了后备力量。各个院校作为推动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不容忽视，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胡琴艺术节”“弹拨音乐节”，中国音乐学院的“中国弓弦艺术节”，上海音乐学院的“当代古琴音乐周”等各种形式的民乐音乐节和比赛的举办，在推动民族器乐的表演、创作、理论研究以及乐器改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外交流方面，中国民族音乐的繁荣进一步刺激了海外民乐的发展，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有着较深厚民乐传统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以设立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首家音乐孔子学院等为代表的文化机构，为在欧美主流社会推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作出了一系列积极探索。与此同时，国内民乐界的交流合作也十分活跃，如2014年6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民族音乐家刘文金先生纪念音乐会上，来自港台的民乐大师与内地的众多民乐人一起，表达了对于这位对中国当代民乐创作作出卓越贡献的音乐家的缅怀；9月3日和12月12日，中央民族乐团、南京民族乐团和西安音乐学院乐团的音乐家，联袂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和南京保利剧院演出了赵季平的民族交响乐《和平颂》，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忘历史、呼唤和平的世纪心声。
交响乐方面，以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为代表的老牌乐团平稳发展，更接地气，在国民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交响乐团而言，公益性演出、室内乐普及音乐会成为2014年乐团运作的主线。与此同时，9月至12月期间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等7个城市举行《木兰诗篇》大型情景交响音乐会全国大型巡演，以及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举办的“美丽中国·光荣梦想”音乐会，也都作为备受各界瞩目的重要事件载入乐团发展的历史。北京交响乐团也不甘落后，除了大师系列、委约作品音乐会之外，全年共举办了50多场的“音乐进校园”的公益演出。 与此形成对照，一些作为后起之秀的年轻乐团或地方乐团除了积极谋划自身发展、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也更为活跃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交响乐的风采。2014年，先后有上海交响乐团赴欧洲演出、浙江交响乐团赴巴西演出、广州交响乐团赴澳大利亚演出、天津交响乐团赴韩国演出、杭州爱乐乐团赴意大利演出、青岛交响乐团赴欧洲演出、陕西爱乐乐团赴法国演出、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赴美国演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交响乐团一行78人在7月赴巴西福塔莱萨和巴西利亚举办庆祝中巴建交40周年交响音乐会，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巴西总统的高度赞扬。7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亲切接见浙江交响乐团全体演职人员时，高度评价此次乐团访巴系列演出的水准和意义，肯定了文化艺术交流对促进中巴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和辉煌成果。但也值得注意，这些乐团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西部乐团依然处在寻求生存发展的艰苦探索中。
2014年的中国音乐戏剧舞台依旧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第二届中国歌剧节（武汉）以及北京国家大剧院歌剧节、东莞音乐剧节、天津大剧院国际歌剧舞剧节、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等音乐戏剧盛会的相继举办，为本年度热闹的歌剧音乐剧市场又添了一把火。10月25日至11月12日，由文化部、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歌剧节”在武汉举行，参加本届歌剧节终评的共有原创剧目14部，欧洲经典歌剧4部。伴随着歌剧音乐剧市场的日益发展，全国乃至世界上优秀的文学、舞美、导演、管理等专业人才迅速向这一领域汇聚；制作水准不断提升，演出剧目更为多样化，为数众多全新制作的西洋经典剧目“中国版本”受到世界音乐界瞩目。
然而，纵观全年的演出剧目，产量虽多，然成色不足；既叫好又叫座、在业内和观众中均获好评的作品依然不多。就一度创作而言，如何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我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为主要创作导向，如何让剧本既引人入胜又符合音乐戏剧表现规律，如何创作出优美如歌、过耳成诵的主题歌或咏叹调，如何解决好汉语宣叙调的腔词关系，如何从源远流长的传统艺术中汲取养料，通过文化基因的“转换与嫁接”，使作为“舶来品”的歌剧音乐剧与中国观众在审美和文化层面上进一步产生共鸣等等，依然是横亘在当下创作者面前的紧迫问题。 音乐剧方面，原创与引进剧目交相辉映，更加贴近市场的运作模式，使得这些剧目更符合观众的欣赏口味，票房上也有不错的成绩。于2014年12月6日在东莞玉兰大剧院开幕的第四届中国·东莞音乐剧节一直持续到2015年1月12日，期间来自国内外的13部参演剧目共演出28场。作为一个已经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的音乐剧创演基地，本届音乐节上共有《妈妈再爱我一次》《聂小倩与宁采臣》《下一个出口，望牛墩》《海的女儿》和《蔬菜总动员》等5部莞产音乐剧与观众见面，除《妈妈再爱我一次》外其余均为2014年创作首演。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指导下，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国家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联合撰写的《2014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首次发布。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音乐产业市场总规模达到2716.56亿元，已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其中，数字音乐市场规模达到440.7亿元，用户数量达到4.53亿人以上。数字音乐的传播、消费、体验模式日新月异，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社会音乐生活方面，中国音协继续发挥自身的行业引领带头作用，积极走进基层、服务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音乐惠民活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音乐文化需求，并在中国文联举行的音乐志愿者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思潮与趋势
1.国家加大对文化艺术发展的扶植力度
2014年，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方面来自国家层面的利好消息，当属11月19日国家艺术基金的首次颁发。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范围涉及艺术创作与生产、推广宣传、征集收藏以及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基金力图打破体制、系统、行业的局限，国有或民营单位以及个人均可申报，充分体现了保持开放性和广泛性的特征。首批资助的394个项目中，与音乐相关的占了58项，涵盖歌剧、音乐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室内乐、民乐合奏、独奏独唱以及文化推广交流、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
从第一批名单来看，以体制内的纯艺术为代表的主流音乐文化率先得到了政府资助。据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由于首次评选出现的申报主体在申报方式上的不熟悉，专业领域的评委所占比例较多，各地申报数量差异过大等问题，2015年将对申报制度进行修改完善，进一步调整专家评委结构，可考虑将某些新兴艺术形式纳入基金资助范畴。
2.音乐演出市场运作更加规范，更尊重市场规律 作为国家大力推行“深化改革”“反腐倡廉”“转变政府职能”等政策的直接成果，2014年的演出市场由政府出资打造地方“形象工程”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商业模式和定位日渐清晰，整个行业运作日趋规范，细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这些现象都预示着音乐演出行业正在调整之中寻求新的突破。以中央民族乐团推出的《印象国乐》为例，自2013年8月公演后，当即受到广泛好评。2014年，又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商业演出，票房收入超过1000万元，盈利达到500多万元。
3.音乐学术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跨国界、跨学科的研究成为潮流 2014年，全国各类音乐艺术院校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音乐学科各领域学术研究的创新与发展。纵观2014年的音乐学术研究，跨国界、跨学科的研究互动逐渐成为趋势。例如，5月29日至31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首届国际萨满艺术研讨会”，便吸引了来自美国、日本、匈牙利、墨西哥、哈萨克斯坦、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多名专家参加；9月24日至25日，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史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音乐史、音乐教育史、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参与了会议；11月1日至2日，由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艺术人类学会、《民族艺术》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艺术人类学领域近三百名中外专家出席了研讨会，其中亦不乏音乐学家的身影。据悉，世界第十届交叉音乐学大会将于2015年11月在上海举办，这一学术盛会必将使我国音乐学者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带来更多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
4.现实题材的创作日益受到音乐家青睐 经历了技术理念上的学习与探索、文化身份上的疏离与回归，今天的中国作曲家们开始更为关注当下，努力从社会现实生活中选取创作题材。2014年，在一些关乎社会与时代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能听到音乐家发出的声音。以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访问中亚四国时提出的建设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重大战略构想为契机，艺术家们创制的“丝路长安”民族管弦乐音乐会（西安）、民族音乐会“丝绸之路”（北京）等一系列“丝路”主题音乐会，于2014年9月纷纷亮相各地舞台。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国家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艺术学院对1942年1月在重庆首演的我国正歌剧《秋子》进行了修订创编，于12月11日至12日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公演；赵季平2004年创作的民族交响乐《和平颂》也再次于9月3日和12月12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和南京保利剧院奏响。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也在两地上演了纪念音乐会，演出了关峡的《不能忘却》、徐振民的《南京安魂曲》、叶小纲的《和平祭》和《我遥远的南京》等作品。无论是耳熟能详的旧作，还是有感而发的新曲，在这特殊的时空中听来，都更具有催人泪下、发人警醒的力量。
此外，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作品诞生，同样构成了2014音乐舞台的一个亮点。如龚晓婷为展现北京西城文化特色创作的由《半城春色》《丁香百合》《京城印迹》《中国梦—古都心梦》《悬浮的什刹海》和《王者之城》六部作品组成的交响作品（5月，北京）。此外，由浙江交响乐团委约陆培创作的《山·海·经》（11月，北京）将古典交响音乐创作手法、现代作曲技法与浙江民间音乐的丰富音调融为一体，既渲染咏叹了浙江山水的柔美纤细，又营造了澎湃壮阔的博大之境，力图以交响音乐的语汇表现浙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所拥有的秀丽山水和特色人文。 综观2014年的音乐舞台，追求作品的可听性成为越来越多作曲家的共识。即便是走在创作技法、理念探索最前沿的学院派作曲家们也开始顺应这一潮流，从各大院校举办的现代音乐节、作曲比赛所推出的作品中，都能够鲜明地感受到这一变化。 三 问题与思考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营造有利于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反观当下包括音乐在内的众多文艺领域发生的问题，都不是单一靠某一个行业或艺术门类内部的力量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全面布局、深入研究、多方联动，方能抓住要害、根除积弊，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
（一）加大对国家级声乐赛事的扶植力度，使声乐赛事回归艺术本体 一直以来，各种形式的声乐比赛在我国的音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如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就在面向全社会推出新人新作、普及音乐知识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但以2005年《超级女声》的火爆荧屏为发端，各种歌唱类电视选秀以前所未有的娱乐景象深刻地影响了歌坛和电视音乐赛事节目的生态。客观地讲，历经十年的发展，中国歌唱选秀节目市场正逐步走向成熟。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些国家级的声乐赛事则显得声弱势微。近十年间，“青歌赛”虽然也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赛事模式、吸收其他选秀节目的优点并力图创新，但在激烈的同类电视节目竞争中仍因较多限制而受到收视率下跌的威胁。
中国音乐“金钟奖”下设的声乐比赛（民族、美声比赛）举办二十多年来，因其特有的权威性、专业性在声乐界具有极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不能利用卫视等大众传播平台，使得赛事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严重限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金钟奖”的另一分赛事——“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从2009年落户深圳并经由深圳卫视上星播出以来，赛制不断创新，影响日益扩大，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和品牌化的本质得到了有效地保持。
着眼于更好地推进国家歌唱赛事的发展，我们建议：
1.作为政府级别的赛事，在自身努力寻找到与媒体适当的合作方式以及合理的投资产出模式，以解决艺术性与大众性、普及性与提高性、经典性与原创性之间矛盾的同时，有关领导部门应当给予政策、资金以及宣传传播平台上的支持，以充分发挥其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上的引领作用。
2.推出国家级的原创歌曲甄选节目，而非仅仅创作歌手甄选节目，合音乐界和电视界之力共同策划，并建议此类节目与收视率考评适当脱钩，由政府资金予以支持。
3.设立由业内专家组成的音乐家公证组织、乐评人评价体系，植入或嵌入声乐选秀节目体系中，有效控制电视节目制作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目的操纵比赛结果等消极因素。
4.加大专业音乐专家评委的比例。
5.对选秀节目中编造故事虚假宣传等不良现象，设立有效的举报和惩罚措施。
（二）制定发展策略，营造健康的网络音乐文化生态
进入到21世纪，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音乐进入了又一次的生长爆发期。在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现场表演、唱片传播、广播电视传播等）的基础上，音乐的网络传播已经势如破竹地叠加进来，从而再一次体现出了媒介对音乐文化发展的革命性力量。
但在当代网络音乐文化创作与传播中的一些热点现象，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与研究。比如，网络音乐中的“恶搞”现象。从内容来看，一类是通过对经典的解构、对社会事件和生活现象的讽刺来表达某种情绪、态度和思考；另一种则纯粹为了搞笑。与传统意义上的创作不同，“恶搞”音乐作品中并不重视音乐的品质和效果，也不在乎音乐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激发笑点服务。因此，“恶搞”音乐作品除了在表现载体和表现形式上采用了音乐之外，似乎与语言文学类的“恶搞”作品有更多的共性。从反讽、戏仿甚至娱乐幽默精神来看，它们代表着当下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观念，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反映社会状况。
网络音乐中还存在一些“流俗”“媚俗”与“恶俗”现象。一些歌曲为了吸引眼球，冲击爱情伦理,歌名极为艳俗，另外一些强化了消极、阴暗的情感情绪，破坏了音乐的美感，扭曲了音乐的本质。有的粗口说唱和“恶搞”音乐，歌词粗暴淫秽，颠覆了音乐的美感，也为人道伦理所不容。
从国家长远利益来看，我们应当制定、完善相关的网络音乐文化策略。在此过程中，首先应理清大众需求和文化发展的关系，从人和社会的最高利益出发，寻求音乐文化发展的最佳途径，同时还必须兼顾文化传播的公平和正义。
（三）针对当前音乐评价标准和尺度上的乱象，开展专题研究，构建当代音乐作品评价体系
音乐批评一直是连接音乐作品与听众的桥梁。音乐创演、音乐评论和媒体宣传，是新创音乐作品诉诸听众审美实践之前的三个基本环节。在健康常态下，三环中任何一环，无论是创演者、评论家还是媒体人都是独立个体，都有基于音乐艺术普遍审美规律的认知标准，都有对新创作品艺术质量之高下优劣做出独立价值判断的能力。因其独立品格，才构成三个环节的良性互动；因其良性互动，方能促进三者的健康发展，并体现出三者对于听众审美意愿的正能量引导。
然而，在当下创演宣传、音乐评论和媒体报道中，却因三环各自独立性的丧失而出现了价值判断“一顺撇”病态：以创演单位和创演者的自我宣传口径为出发原点，评论家和媒体记者及其乐评作品或报道随声附和于后，最终几无变化地登上媒体的公开版面。如此便导致音乐评论健康品格和功能的缺失，将它等同于创演单位的传声筒和廉价的广告宣传品，从而严重影响媒体评论在听众中的公信力。
为切实纠正音乐作品评论、评奖实践中的种种乱象，从事建构具有国际视野、时代气象和中国特色的音乐评价体系的探索，已成为当下音乐界和音乐评论界一个刻不容缓的使命。为此，我们建议：
1.建构科学音乐作品评价体系。鉴于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工程，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指定课题组和首席专家，或作为国家哲学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招标课题，在全国范围内招标。只有对此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方有望拿出一个相对较为科学而可行的方案供全国同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修改和完善。
2.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主流媒体和一些影响较大的门户网站设置音乐评论专栏，组织和发动专业音乐评论家针对当前音乐生活中的热点现象、创作表演等发表高水平的评论，以张扬正气，抵制歪风，引导健康的审美取向。
3.由相关专业机构出面开办音乐评论高级研修班，对国内重要新闻媒体负责音乐报道的记者进行专业培训，以切实提高从业者的音乐素养及对音乐作品的鉴赏力和音乐评论的辨别力，进而增强新闻媒体音乐评论的公信力。
